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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1-02

【特写】华强北的守望者

【特写】华强北的守望者 - 同创卓越 - 1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发票,发票。”位于振华路与华强北路的交汇处的华强北地铁出口,几位中年妇女的兜售声低沉而无力。“先生,要手机吗?”路边,偶尔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漫不经心地向路人靠拢问询。

  10 月 28 日之前,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华强北显得有点“颓废”。与华强北盛极一时人潮拥挤的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长度不足 1000 米的街道,从南到北的方向因地铁施工造成核心路段封堵,行人走道也已变得狭窄,货运车和私家车塞满了周边拥挤的小巷,发动机的轰鸣声四起。在电子商城的许多店铺门口,大多贴着招租的白纸黑字,看店的年轻服务生在注视着自己手中的平板和手机,摆摊更像是一个摆设。

  遭遇了电子商务的冲击、产业升级、地铁封路、山寨查货风暴之后,光顾华强北的人流大幅减少,也导致大量实体商铺空置。华强北衰落,是最近几年深圳当地人经常讨论的话题。

  根据公开资料,华强北共有各类专业市场 23 个,专业市场面积超过深圳全市总量的1/5,主要依托是科技电子产业。

  从业者中,有传统的夫妻档,固守一个柜台;有从销售转型成功的实业家,经营的范围早已跳出华强北区域。还有第三类人,见证了华强北的鼎盛时期,转型不那么成功,又不甘心放弃,在华强北努力适应正在变化的商业环境。他们曾是华强北的掘金客,如今是华强北的守望者,也可能是未来华强北转型的探路者。

  10 月 28 日,封路三年多的华强北路重新开街,地铁 7 号线同时开通,释放超过 2 万平方米的地下商业空间。这会给华强北带来什么?

  掘金客

  “我们就是这第三类人。”华强北的商人马应烽说。

  马应烽是为数不多依旧坚定驻扎在华强北的商人。多位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的华强北商人都称,现在逃离华强北的更多是刚刚到华强北的 90 后,当掘金的神话消失之后,他们没有过多的资金支撑发展,所以开始撤离了这个地方。

  像马应烽这样的潮汕客家商人们,则带着一帮从潮汕地区过来投奔他的老乡,希望从这个困局中寻找出路。

  在华强北的佳和大厦里,马应烽的公司仓库中堆满了电阻元器件,电子打印机正在“嘀嘀嘀”地出票,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地将产品打包发货。在里间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硕大的茶盘,马应烽正在熟练地捣鼓着家乡潮州的功夫茶。这位看起来成熟干练的典型华强北商人,年龄还不到 30 岁。

  在成为华强北守望者之前,马应烽的身份先是掘金者。2008 年,年仅 18 岁的马应烽在东莞打工之后,和女朋友合计带了 3 万元到华强北开店。来到华强北的第一天,他花了一万元租了一个柜台,再花了一万元租宿舍。第二天要开业的时候,全身只剩下 300 元钱。

  “从开业当天开始,我就没有缺过钱了。”马应烽说。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电子元器件的倒买倒卖,让初入华强北的马应烽感受到了财富膨胀的滋味。往后的每个月,马应烽单月流水都达到了百万元,利润也达到了惊人的 30% 左右。

  依赖着众多潮汕前辈们在这里打下的基础,马应烽的创业之旅极为顺畅。在到华强北众多的创业先锋中,广东的潮汕人和客家人占了绝大多数。潮汕族群中,相互协助特点则尤为显著,马应烽的这次开店也是在亲人朋友的关照下开始的。

  马应烽开店的元器件货都是先跟朋友借的,外地的创业者如果没有这个优势则很难维继。同时,潮汕地区也有大量已经赚到不少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创业者,他们可以对新入行的年轻人给予许多资金和客户方面的帮助。

  另一位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的商人谢嘉鹏描述,在 2008 年以前,华强北的暴富更让人瞠目结舌。在他创业的第一天,一个人负责一个柜台,一天只配了两个单,就赚了 7000 多元。除掉其他必要开支,他创业第一个月便赚了 4 万元。

  在后来经营的过程中,他甚至需要每天将四个店的现金收入用纸箱装着,再集中成一个大箱子,用板车拉到门口的中国银行存钱,单日一笔交易都超过 10 万元。说起当时具体的收入,赚钱到手软的谢嘉鹏说,“没什么印象了。”

  “当时我曾试过一个晚上花 7 万多现金,单单只是请朋友喝酒。平常晚上吃饭消费,花一两万元钱都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年仅 19 岁的谢嘉鹏便实现了财务自由。他 18 岁就在深圳买了第一辆车。

  简单、粗暴、高效,这就是典型的华强北创业模式。被誉为“深圳主义者”的出版人南兆旭说,华强北代表了深圳这座移民之城上千万市民对幸福、对财富、对事业无穷尽的追逐,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的尊重和遵循。

  华强北的商业法则对现在的深圳依旧影响深远。比如追逐热点,当新产品到来的时候蜂拥而上;热衷模仿,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善于做产业链条上的中间环节角色;习惯利用信息不透明赚取暴利。

  深圳的商人们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选对了正确的行业。

  1979 年,深圳市政府在如今的华强北路东面大半个街道,划拨 15 万平方米的土地,给予广东当时技术最先进的企业——华强公司从粤北地区迁移至此。深圳市政府在规划时,将华强公司附近的一条路命名为华强路,华强北的名字由此而来。

  到了 1985 年,电子工业部决定在深圳成立办事处,整合分散的小电子企业。为了响应市场化运作的时代潮流,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成立(后更名深圳赛格集团公司),电子工业部深圳办事处主任马福元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赛格集团成立后,旗下有桑达、华强、康佳、爱华、宝华等 117 家电子企业。

  1988 年 3 月,赛格工业发展大厦一楼的一小半区域被分隔开,变成了 1400 平方米的赛格电子配套市场。电子配套市场的生意,意想不到的火爆,一楼的区域远不能满足需要,市场不断扩大。不到两年,整栋大厦八层楼面全部被电子配套市场占据。

  电子专业市场的火爆,让华强北迎来了第一次蜕变。

  因为空间有限,最早开办电子市场的赛格大厦决定拆除重建,成为当时深圳第一高楼。从 1996 年到 2000 年,华强公司也决定将几栋厂房改建成华强电子世界,规模 4 万平方米,是华强北营业面积最大的电子市场。之后,中电信息时代广场、桑达电子、远望数码城、都会电子城、新亚洲电子城等相继开业。

  相关数据显示,华强北路南北 930 米,东西 1560 米,商业区占地面积仅有 1.45 平方公里,却汇集了 700 多家商场,其中营业面积在 1 万平米以上的商场 20 余家,日客流量近百万人次,年销售额 260 亿元以上,从业人员多达 13 万。

  根据华强北指数的统计,目前电子元器件依然是华强北专业市场主要的经营品类,占比高达 50.14%;其次数码产品,占比为 18.96%。手机及周边产品分销为 11.50%。

  一度,华强北流传着“一米柜台走出五十个亿万富翁”的传说。近 30 年来,没有人统计出,究竟有多少人在这片街区实现了疯狂的财富增长。

  “我们当时在帮老板送货,都能算到他每一天差不多都有 30 万元的收入,我当时一个月工资 800 元,没法不心动。”马应烽说,这就是华强北让人“疯狂”之处。

  衰落期

  像马应烽和谢嘉鹏这样的华强北商人,在一定程度上为深圳这座城市的商业氛围奠定了基础。

  从华强北诞生以来,影响整个深圳的成功企业不在少数。腾讯的第一间办公室是在华强北赛格广场设立的,大族激光也在华强北的元器件交易中成为了一家巨型企业。在近两年微软和 Intel 来到深圳的主要目的,也正是看中华强北强大的电子元器件产业链。

  “在 2007 年之前,在华强北只有不正常的人赚不到钱;2009 年之后,在华强北只有不正常的人才能赚到钱。”谢嘉鹏说,过去五年的时间里,华强北的暴富光环在逐渐褪去。

  对于贸易型商人来说,能够自由地掌握供应端应该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在华强北掘金的影响下,大量商人的涌入让这个致富天堂变得腥风血雨。

  “华强北的入行成本之低让人难以想象。如果你有胆量,一万元钱就可以进入这个行业。”谢嘉鹏举例,新开店的创业者可以跟柜台老板说,他是刚开始出来创业的没什么钱,这柜台一个月 5000 元出租,下个月的时候再交租金,就当照顾一下。

  当柜台摆下去后,这些人会买上一些空的小白盒,上面贴各种型号。只要有客户上门,元器件清单给客户打勾,打电话问价格报价,确认订单之后,再满世界去调货,把这单配齐。

  这种几乎不需要多少的成本模式,让许多人都尝到了空手套白狼的滋味,也导致这个行业开始无限度扩张和恶性竞争,华强北“一柜难求”的乱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最高峰的时候,华强北一米左右柜台的转让价被炒到了 60 万元/月。

  “市场上大把货,你不让客户拖账,他们掉头就走。”马应烽说。

  在供大于求的市场上,商人们都会想着去库存。用亏损一点的方式卖掉,才能回收点资金。因此本来一元钱的东西,只要有人卖了 9 角,那行业的全部价格迅速就会变成 9 角。

  马应烽说,之前在市场稳定的情况下,产品的毛利是 35%,大概 60 天就能收到钱。而现在大概只有 10 个点的毛利,而且账期会拖延到 90 天以上。如果不拖延账期,客户很容易就会流失。

  然而,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华强北市场的信息流变得透明,投机者的时代也结束了。

  2010 年春节放假期间,马应烽只回家了一周的时间,由于物料出现了短暂的供应不足,普通的元器件材料从 1000 个/20 元疯涨到两百多元。即便是这个价格,也有大量的人购买囤货,以防生产材料不足。

  谢嘉鹏回忆说,他曾经接待了一个老外,并在一张价格表上写上了价格。他写的是人民币的价格,结果最后结算时老外给了美元。

  针对电子原器件市场,深圳已经出现了科通芯成、云汉芯城、猎芯网等一系列电商网站,让客户可以了解到从生产端到中间销售环节等具体信息。

  谢嘉鹏也承认,因为有了网站,华强北的柜台变得不那么重要,虽然现在华强北依旧还有几个店在维持营业,但基本上都是装饰作用了。

  2013 月 2 月,由于地铁施工,华强北这条短短的街道也被砖泥屋瓦覆盖,让本来就已经有败落苗头的华强北雪上加霜。加上媒体的渲染,华强北的中国电子第一街的地位急剧下降。

  “直到地铁封路,才真正直观地感受到华强北衰落了。”谢嘉鹏说。

  根据华强集团半年报,2016 年上半年,其电子专业市场经营与服务部分实现收入 2.1 亿元,同比下降 4.56%,毛利率 66.19%,同比下降 3.75%。

  赛格集团则在半年报中指出,在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下,部分区域的电子市场受到租金下降、空置率上升的双重影响,造成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下滑。

  2015 年,时任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分局华强北所所长的林伟东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华强北所所辖范围的商场最近几年出租率都在下降,最低的只有 30%,没有一个商场的出租率是 100%。

  2016 年,是马应烽来到华强北的第八年。“我们的产品机器设备都是 10 亿元以上的级别,但卖出的价格却比牙签都便宜,这还能说是高科技?”马应烽说到电子元器件经营问题,一脸苦笑。

  探路者

  “开厂,不要再做纯贸易了。”这或许是许多华强北商人面对竞争时想到的出路。

  2007 年,谢嘉鹏为了抵御竞争恶劣的纯贸易市场,试图转型生产端,因此带领着各路潮汕老乡,在深圳坂田开办了一家生产电阻的工厂。最高峰时员工有三百多人,但好景不长,仅仅过去两年时间,工厂就宣布倒闭。

  没想到,曾经互相支持的老乡们出了茬子。“打感情牌的话,十个人以下的贸易公司是有效的,因为这些人每天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很好掌握。但是当企业上了一百人之后,慢慢就会发现弊端。”

  谢嘉鹏的工厂当时有三个股东,都是亲戚。当工厂出现问题之后,就产生分歧,有些人想要下狠手,有些人觉得要给别人留点余地,造成管理混乱。

  老乡们的文化素质也是个难题。马应烽认为,家庭模式在创业初期是一把利剑,比如可以让这个亲戚维系的团队忙到两三点都不会埋怨。但是企业慢慢需要转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老乡文化素质太低,根本没有能力适应产业的变化。

  除此之外,90 后的年轻老乡现在也不不愿意跟随华强北创业的老大哥了。随着深圳地区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攀升,以往可以用 800 元/月的薪资招到年轻人,现在价格提到 3000 元/月也没人愿意来。

  更重要的是,淘宝、微商等模式的兴起,许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再到实体店学习传统的经营经验。

  但,探路者们不是没有看到机会。

  一方面,在地铁修建完成之后,政府有意将华强北从传统的档口式经营转型为大型卖场,扭转山寨的形象为品牌门店的展示;另一方面,针对华强北灵活的电子产业供应链,企业主们也希望能给如今的创客群体带来帮助。

  2013 年以来,来自海内外的创客逐步在华强北安营扎寨。100 多个国际创客团队先后来到华强北,把他们的创意变成产品,然后在美国、欧洲、东亚的融资平台进行融资,之后再回到深圳进行工业化生产。

  华强北聚集了完善的硬件产业链,聚集了一个包括方案研发、元器件生产、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庞大的制造业服务体系。智能硬件时代,产品快速迭代更新,离不开设计、生产、制造一整条产业链的支持,这正是华强北所擅长的。华强北的这个优势吸引了全球的智能硬件创业者和相关的硬件孵化器。

  商人们也开始尝试新的经营思路。2013 年之后,马应烽重新选择了一款“电阻”作为主营的电子元器件,也开始代理一家台湾高端品牌的产品,力图通过品牌和高溢价的模式,避免和其他竞争对手进行硬碰硬的价格战。“电阻就像大米,无论所有电路板,你都得需要用到我电阻,你看外面仓库,两秒钟就出一单。”

  在马应烽办公室的楼上,已经有了一个 30 人规模的移动 APP 开发团队。他向界面新闻记者不遗余力地展示着这款软件,这也似乎承载了他在华强北转型最重要希望。

  谢嘉鹏则将自己的主体业务发展成自有品牌,依靠此前的外贸积累将产品出口到泰国和东南亚。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一个发烧音响平台,每年将近有 200 万元-300 万元的收益。更早一些时候,他也尝试过开火锅店等多种多元化经营。

  马应烽将华强北当作一个信号站,有任何热点机会他都不会放过。比如新品 iPhone 7 出来之后,他也会跟进购买数据线、外壳等周边设备。“华强北这个地方,只要你用心,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最后编辑:
作者:同创卓越
这个作者貌似有点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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